女性主义视野中的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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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随笔为论文《女性主义视野中的悲剧性 ———以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女性形象为例》（翁再红 李健）的阅读笔记。
本论文发表于《天府新论》 2006年第 3 期
［关键词］ 女性主义；悲剧性；四大悲剧；男权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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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序
如果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解读，可以发现，女性作为男性话语的附属品，均以悲剧的牺牲品或者附属品而存在，而悲剧冲突真正的解决者只能是男性。
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均有一位男主人公，剧中的女性角色均依附于他们而存在。例如，《哈姆雷特》中的奥菲利娅和《奥赛罗》中的苔丝狄蒙娜以“真善美”的正面形象出现，最终成为情节发展的牺牲品；而《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人，则作为欲望与邪恶的象征，去推动故事情节。
（一）第一类形象
以奥菲利娅为例。哈姆雷特为了复仇大业，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奥菲利娅的爱，使得奥菲利娅落水而死。“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将女性作为情爱与枷锁的象征，视作英雄大业的绊脚石，是父权制下的厌女体现，他们信奉“痛饮热腾腾的鲜血，干那白昼所不敢正视的残忍的行为”这般的教条，并视其为在矛盾冲突下的主流价值观。它强调了：（1）在事业与女人之间，只有事业是唯一正当的选择；（2）只有男人才有选择权，而女人只能被选择。
这种价值观念，使得女性在文学中普遍成为一种低于男性的存在。在奥菲利亚死去后，哈姆雷特只需要表示：“我爱奥菲利娅；四万个兄弟的爱合起来，还抵不过我对她的爱。”一方面为了复仇大业而让女人彻底地死去，另一方面又让活着的男人表白女人，来暗示了选择的艰难性。
再以苔丝狄蒙娜为例。她善良贤淑，勇敢追求爱情，奋不顾身，为人歌颂，却由于奸人挑拨离间，被奥赛罗愤怒掐死，最后，奥赛罗发现自己因多疑酿成大错，悔恨自杀，悲剧达成。它之所以能成为悲剧，隐含的必要逻辑，便是女性的贞洁，即女性无条件地属于某一个男性。值得注意的是，悲剧虽然达成，但是苔丝狄蒙娜依旧作为一个男权意识下的典范为人惋惜，她依旧是为贞洁存在的理想范本。一旦她真的有越轨行为，悲剧感必将荡然无存。
而《李尔王》中的考狄利娅则是以一种更加积极的面貌呈现。但是她的积极只能作用于李尔王从昏聩转清醒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她的死亡是服务于悲剧冲突，真正的悲剧核心是李尔王。因此她必须死于被营救前，才能促成李尔王人生的悲剧。由于女性角色在男性话语中的行动力有限，为了令考狄利娅获得左右环境的力量，作者要么赋予她浓重的象征色彩，使得其女性形象有明显的“消解” 倾向，要么牺牲她的“范本”性，以“恶”的形式出现，如同麦克白夫人。这里作者选用了第一种。
（二）第二类形象
“四大悲剧”中的另一类女性则以反面角色出现。她们一方面往往以恶的形式获得一定左右外部环境的力量，成为情节发展的催化剂。《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人便是如此。
首先，这一形象是为悲剧冲突展开服务的。同荒原间的三女巫一样，她为麦克白一步步滑入罪恶深渊提供了必要的推动力：“你不敢让你在行为和勇气上跟你的欲望一致吗？”“只要你集中你的全副勇气，我们决不会失败。”于是在获得主动性的同时，她也无可救药地成为恶的典型。
其次，这一形象又为悲剧情节结构提供了意义，使得麦克白的毁灭被部分地描绘成“妇人之毒”蛊惑下的结果。作为悲剧主人公，他也就并不是完全内在地作为一个“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从而避免了一种不够典型的悲剧情节结构。从这两方面而言，麦克白夫人只能以“祸水的女人”成就彻头彻尾的附属品。
《哈姆雷特》中的乔特鲁德同样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角色。从整部悲剧的发展脉络来看，她并不需要对前夫的死承担具体的罪责，剧中也并未交代她改嫁的具体情景。但她的改嫁作为克劳狄斯弑兄娶嫂恶行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成为哈姆雷特复仇行为的原动力之一。通过哈姆雷特对她的指责便能理解这一点：“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她就，她就———上帝啊！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也要悲伤得长久一些———她就嫁给我的叔父 ……” 乔特鲁德在这里遭到的显在的指责是对贞操的背叛和对情欲的放纵，潜在的则是对男权话语提供的规范的背离。乔特鲁德既然在事实上背叛了贞洁，那么无论其是在何种情形下走到这一步的就再无须问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既是一个附属品，又是一个牺牲品。
以上几位女性形象在悲剧情节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必要的推动作用，但都无法摆脱其附属品的角色定位。她们带来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女性左右现实的力量只能以恶的形式来体现，以此成为恶的典型。
（三）总结
“四大悲剧”，其产生的时间正处于文艺复兴日显颓势、人文主义理想渐失光辉的幻灭时期。理想和现实的重重矛盾必然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反映。直接表现在莎士比亚悲剧文本中的便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的内心的激烈的悲剧性冲突。在莎士比亚看来，悲剧总是与“身居高位”的人有关，往往是与帝王或王子有关。莎士比亚的悲剧可以叫做身居高位的人引向死亡的异乎寻常的灾难的故事。也就是说，只有那些处于强势地位的人、掌握了行动能力的人，才能作为主人公在悲剧情节结构中通过走向毁灭的激烈冲突完成悲剧的使命，产生悲剧感。
而社会历史状况恰恰说明，这样的悲剧主角只能是男性的专利。而女性的附属地位，反映在文学创作里便是：其角色特征一方面来自现实生活中男权中心社会对女人的期待和控制，是传统男权的女性价值尺度在文学中的折射；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长存于人类的历史之中，使之逐渐成为人类的常规文化心理，哺育和指导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
悲剧情节结构的这种内在要求实际上正是社会文化的传统观念对文学创作的一种隐性控制，文本内潜在的意识于是由强大的社会观念悄悄赋予。哈姆雷特事业与爱情的两难选择中放弃了奥菲利娅，却可以被观众从容地“消化”掉。考狄利娅也只能因不具有足够体现悲剧冲突的力量而无法成为真正的中心人物。麦克白夫人等更是从人性恶的一面暗示了女性背离了其本分的角色定位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这种代价恰恰是男权话语所期待的，因为它为男权意识提供了想当然的依据。
据此可以看到，从悲剧发生发展的文化生活背景出发，男女之间深刻的不平等关系使得男性更具备成为激烈的悲剧性冲突主角的一切条件；同时，为了悲剧情节结构的需要，女性又先验地作为牺牲品或附属品出现在文本之中，并且不仅不会因其不平等而遭到质疑，反而以一种常规文化心理被人们普遍地接受。悲剧创作的角色中心于是作为男权的专利品成为理所当然的既成事实。
毫无疑问，“四大悲剧”在世界文学史中是伟大卓绝的，它们均是莎士比亚的最高艺术成就。但是客观地、理性地认识到其局限性，并非是一种全盘否定，而是为了帮助后人在未来的文学创作中传递出更积极的价值观，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