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田文”中的女性意识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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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虚假的觉醒：“种田文”中的女性意识探析》
发表于《天府新论》2018年第2期
作者：吴小玲 张霄
关键词： 种田文 女性主义 女性意识 女性文学 妇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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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田文”是指以古代封建社会为背景，描写主人公及其家人日常衣食住行、鸡毛蒜皮等生活琐事的小说，即通常所谓的家长里短小说。它是女性向网络文学中的一种主要类型，主要由女性作者编写、女性读者阅读、以满足女性的欲望和意志为旨归。本论文探讨了“种田文”中女性主义思想的觉醒程度。
（一）种田文的发展
种田文的叙事模式可以归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平凡人物琐碎小事”。主要讲述市井小民、官宦小姐的生活琐事， 小人物、小格局、小事件，女主角的目标是在封建社会生存下去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良自己的生存境遇。
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女主角大多是逆来顺受。以ｌｏｅｖａ的《平凡的清穿日子》[1]为例，从现代穿越到清朝的女主角在故事开始便“阉割”了自己的现代思想，时刻以古代大家闺秀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女主角的父亲给她起名“淑宁”，意为“宜室宜家的贤淑女子”，而淑宁也终于不负所望，在采取行动时想到的是“合不合规矩”；面对自己低下的女性地位，她选择的是接受而非反抗；在父母给自己准备嫁妆的时候，她想到的是自己不要太多，应多留一些财产给父兄幼弟；而当认识到自己虽有一个疼爱她的丈夫但是并不自由的时候，她选择的不是做出改变而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在故事的结尾，淑宁虽然生活安逸、婚姻幸福，但是从女性意识的角度来说，她在思想和行为上与清朝原居民已经无异了。
第一阶段的种田文盛极的同时也意味着铺天盖地的平淡如水、家长里短和鸡毛蒜皮，过多的女主角逆来顺受未免令读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种田文第二阶段的叙事模式—— “嫡庶宅斗争取命运”。此阶段种田文以“宅斗”为核心，女主角一改上一阶段的唯唯诺诺、低声下气，初具抗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反抗命运的摆布，这种通过斗争取得胜利的“爽”感令读者扬眉吐气。以御井烹香的《庶女生存手册》[2]为例。女主角七娘子未出嫁前已树立自己在父姓家族后宅的地位，反抗父亲的婚姻安排失败后嫁入夫姓家族， 又在夫姓家族开始后宅斗争，最终成为当时意义上的“人生赢家”。相较于第一阶段的种田文，从表面上来看，第二阶段的女主角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开始对男权进行反抗，去思考在这种条件下女性应该怎样摆脱父权的桎梏，获得相对的自由，争取女性的利益。
第三个阶段—— “左右天下成就大局”。此阶段的女主角不再默默无闻， 而是会成长为左右天下局势的大人物。在叙事内容上，此阶段种田文的女主角通过影响自己的父亲或丈夫而渐渐影响到政局，从而不再局限于后院之中，而是在朝堂上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公然以“女性” 的身份在朝堂取得话语权，从而改变国家命运、实现人生价值。
第三阶段的叙事模式虽然已经与第一阶段有了很大差异，但依然隶属于种田文， 因为它依然符合种田文逻辑严谨、细节考究、重视琐事等核心要点。
种田文的叙事模式变化似乎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种田文以女性为中心叙事，关注女性的内心世界，用女性的生命经验书写女人的历史。此外，种田文叙事模式三个阶段的变化恰好是一个递进关系：从对男权压迫逆来顺受，到开始反抗男权、抗争命运，再到以女性身份走入公共领域证明“谁说女子不如男”。这种“升级”实质上是作者和读者在不断调试中找到一个令女性感到舒适的定位， 即：女性不应该是逆来顺受的；女性不应该困顿在后院之中和同性厮杀；女性应该走出家庭去实现人生价值，建立属于自己的女性主体地位。然而，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是表面化的，是虚假的，其深层次并没有跳出男权话语体系的笼罩。
（二）“虚假的觉醒”
首先，种田文塑造了一系列女将军、女官员、女医师、女夫子等角色，看似彰显女性冲破男权的牢笼，走出私人领域进入公众领域去实现自己在家庭以外的作为女性的人生价值，实质上依然困顿在男权思想牢笼之中。在这些故事里，女主角们完全摒弃了在传统的女性擅长领域取得的成就，例如缝纫领域，并且表示了强烈的鄙薄。女主们在男权的游戏规则中同男性竞争，因而并未动摇男权的文化根基和统治地位，反而对这种规则进行了加强。
其次，种田文一直遭遇“花木兰式困境”。虽然作者和读者都认为女性应当跳出以家庭为代表的私人领域，进入以朝堂为代表的公众领域，但是自相矛盾的是，女性在实现人生价值成为“大写的人” 之后又将自己困顿回家庭之中。古有《木兰辞》，花木兰从军十二载后选择“木兰不用尚书郎”。在种田文中，女主角只有同深爱她的男主角结成家庭，这才可以被称之为是“ＨａｐｐｙＥｎｄｉｎｇ”。种田文的架构背景多为中国封建社会，主角多依附于家族。在绝大多数的种田文中，都可以发现其作者和读者对于家族的理解和对宗法制的维护程度远比她们想象的更加深刻。不论处于种田文发展的哪个阶段，几乎在所有种田文文本中女主角都在无私地帮助男主角，打着“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的旗号甘愿为家族牺牲。每一次的行动选择都要先考虑对家族带来的利益，甚至有时会因为家族利益而选择自我牺牲。种田文的作者和读者对家族的深刻理解其实是在维护以宗法制为代表的男权制度，男权话语体系构建的女性形象在她们心里根深蒂固——女性就应该处于一种辅助奉献的地位。这与女性主义的核心“要求真正的男女平等”相背离。“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印象没有被解构，而是被进一步加强。
最后，种田文一直在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尊重” ——受到男性的尊重。女主角出嫁前反抗父亲的强权争取婚姻自由， 嫁与夫家后同丈夫提出“我们是平等的”， 要求得到丈夫的尊重。但是她们被丈夫尊重是因为她们贤淑、心甘情愿打辅助或是维护男主家族利益，这根本上是在维护男权的统治秩序。可悲的是，作者和读者并不自知。
苏珊·古巴、桑德拉·吉尔伯特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把父权制文本中的文学形象分为两类：天使与妖女。她们认为，男作家想象中的天使温柔、美丽、纯洁而有奉献精神，是男性按自己的理想塑造的温柔的女性；而妖女形象则蛮横、霸道、自私、疯狂、拒绝无私奉献， 往往是具有独立自主的思想和行为的女性。种田文中获得男性尊重的女主角与“天使” 惊人地相似，换言之，种田文的作者和读者提出的尊重是在牺牲女性利益的基础上的，并非是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的政治诉求，这种所谓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并非是真正的觉醒，她们所谓的发出女性的声音、建立女性的话语体系也是虚假的。
（三）现实的折射与历史的遗留
正如埃莱娜·西苏所倡导的那样， “妇女必须参加写作， 必须写自己， 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 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 这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 出于同样致命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但在2０世纪之前，中国的妇女一直没有自己的历史。数千年以来，中国男尊女卑的社会结构，决定了象征着话语权、记载国家兴亡民族生息等大事的历史，应当由男性来书写；女性长时间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在男性书写记录的历史中，女性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 女性仅仅被当作完善男性历史的一个“他者” 而存在。
“五四运动”后，女性知识分子开始探寻女性写作。但是，当时环境更多的是强行抹除男女差异，把女性改造成“像男人一样的女人”，忽视了“男女一样”口号下隐藏的矛盾，因此女性意识觉醒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
在这样的环境下，女性作者和读者更倾向于在一定范围内寻求女性困境的解决办法——她们要求实现女性的自我价值，但不介意地位低于男性；她们关注女性群体自身，但甘愿将自己放置于辅助地位。女性作者和读者一方面从内心深处希望受到男权社会的尊重，另一方面又按照男权社会所设定的标准来约束自己。
不同于男性向网文的“爽文观”，种田文反映的是“虐” 或“宠” 的文化。 所谓“虐文”，即虐恋情深，让主角遭受身或心的打击。“虐” 为全文的核心， 女主角在文本中所遭受的种种折磨，实质上就是女性作者和读者在数千年男权压迫下遗留下来的隐隐的受虐习惯。占据种田文大半江山的“宠文”也不过是女性作者在乌托邦世界中塑造出一个能够满足女性欲望的男主角，他们多金、英俊、忠诚、能力强、健康，他们予取予求，为女主角解决一切麻烦。女性作者和读者一方面振臂高呼男女平等，另一方面又希望男性能给自己搭建一个遮风避雨的场所。这种从男性身上找寻安全感的做法实质上是对男权的依附，也是“埃勒特克拉情结” 的折射。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作品中作者高喊“要成为他身边的橡树， 不做菟丝花” 的口号， 然而在女主角成为“女强人”封官拜职的同时，实则所设定的男主角的能力和官职却高于甚至远远凌驾于女主角之上。此外，女性作者和读者所幻想出来的完美男性形象的修饰语如多金、英俊、忠诚等，实质上是男权话语体系对一个“成功男人”的标准定义。而在种田文文本中，对女性角色的设定——美貌（胸大腰细腿长）、贤淑、能干（贤内助）、可爱，这些限定词实质上也是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要求。
不难发现，种田文的女性作者和读者虽然迫切渴望改变女性生存困境，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但并非真正的女性意识觉醒，她们潜意识里依然没有摆脱男女性别的刻板印象，没有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更遑论达到性别解构和建立女性话语体系。
（四）总结与展望
从早期的古代言情网络小说到女尊文再到种田文，不难看出，女性作者和读者一直在试图建立女性主体地位，在寻求男女平等。然而，现实的困境是，她们缺乏科学的女性主义指导。无论她们如何转变叙事模式都没有跳出男权制度所架构的性别藩篱。
普通大众女性与主流女性文学作家的女性意识觉醒几乎是两条轨迹——普通大众女性意识觉醒时间和程度都远滞后于后者。主流女性文学文本文艺性较强，曲高而和寡，普通大众并不能很好地领会作者所要表达的女性主义倾向。相反，以种田文为代表的女性向网络文学面临着读者多、传播广、作者和读者寻求女性主体性意识强烈但缺少正确的理论指导的尴尬局面。
虽然种田文所呈现的女性主体意识是虚假的，但并非要完全摒弃，它在某种程度上恰巧能够弥补主流女性文学传播力度不足的缺陷。因此，在两条轨迹同时遭遇困境的情况下，通过种田文来改变这一现状未尝不是一个选择。一方面可对种田文作者进行系统的女性主义教育，提高其文学素养，引导种田文走向主流女性文学创作中去，创造出真正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可发挥种田文的传播优势，传播真正的女性主义思想，普及女性主义教育。
[1] ｌｏｅｖａ：《平凡的清穿日子》， ２００８年５ 月起连载于起点女生网， ２００９ 年于沈阳出版社出版.
[2] 御井烹香： 《庶女生存手册》， ２０１１ 年４月起连载于晋江文学城.
